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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时期的一场大瘟疫!

2020-02-03 00:00 发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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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越大饥疫,死者过半。尽救荒之术,疗病,埋死,而生者以全。

  这是《宋史·列传第七十五》中的一段记载,讲述的是宋朝与包拯齐名的清官能臣赵抃的事迹,也就是这位宋朝名臣,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隔离与封城制度,这就是正史中的赵“救荒之术”。

  古代医学不是十分发达,所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、大战之后必有大疫,有时候疾疫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,还要超过饥荒和战乱。

  中国传统文化,讲究的是人定胜天,是比较不相信神仙的,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:天漏了,女娲补;发洪水,大禹治;没有火,燧人氏钻木;没吃的,神农氏耕种。总而言之,东方古国讲究的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

  在疾疫面前,古人也不是一味祈祷上苍,而是积极行动起来,在自救的基础上救人。我们今天讲的宋朝龙图阁直学士、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、太子少保赵忭,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他防控疫病的救荒术,也包括隔离与封城——隔离病人,禁止人口流动。

  一、二十四史也可以看做二十四部救灾史

  我们翻开二十四史,就会发现没一史中都有关于救灾救荒的记载,好像帝王将相要是没有赈济灾民的记录,都不好意思被称为明君贤臣。

  被称为古代仁君代表的宋仁宗赵祯,其本纪中就留下了这样的记载:至和元年春正月壬申,碎通天犀,和药以疗民疫。

  宋仁宗碎通天犀以疗疾疫,这件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中还有更详细的记载:时京师大疫,命太医进方,内出犀角二本,析而观之,其一通天犀也。

  下面的话还是用现代汉语来说吧:按照古代人的理解,通天犀是旷世奇宝,可以治疗百病。于是内侍李舜卿就有点舍不得了, 想留下来给皇帝专用,宋仁宗一口回绝:“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!”

  宋仁宗马上下令杂碎通天犀,并且让太医院挑选医术高明的(择善察脉者),带着朝廷(县官,不是知县县令那个县官)提供的药品赶赴疫区。

  宋仁宗在派出医疗队的同时,还特别下旨:各地一定要如实上报疫情,不称职的官员一律治罪,从免职到就地正法,钦差大臣可以全权处理。宋仁宗还特别强调,千万不要让外行坑害疫区百姓:“无使为庸医所误,夭阏其生。”

  除了宋仁宗,汉唐乃至明清,史书中都不乏抗疫救灾的记录,有一本《钦定康济录》,很系统地收录了这些记载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,也许能收到一些启发。

  咱们今天只是从《汉书》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中摘录几条比较先进的做法:“元始二年,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罢安定呼池苑,以为安民县,起官寺市里,募徙贫民,县次给食。至徙所,赐田宅什器,假与犁、牛、种、食。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,宅二百区,以居贫民。”

  这就是最早的隔离制度,但这种隔离,是建立在灾民自愿的基础上的,还没有形成制度,后来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,所以我们不能把汉平帝当做隔离制度的首创者,因为咱们要把首创者的称号授予宋朝的赵。

  之所以不把隔离制度首创者的称号给予汉平帝刘衎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:当时说话算数的并不是年仅十一岁的刘衎,而是“疑似穿越者”王莽。

  不管隔离迁徙制度是不是王莽想出来的,在当时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  唐朝有贞观之治,当时社会安定、经济繁荣,造成人口损失的不是饥荒而是疾疫,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疫病防治,在新旧两唐书和《康济录》中,有很多关于李世民派出皇家医疗队的记载:“贞观十年,关内、河东疾疫,遣医赉药疗之……贞观十六年,谷、泾、徐、虢、戴疾疫,遣医施药……贞观十八年,自春及夏,庐、濠、巴、普、郴疾疫,遣医往疗。”

  在唐太宗一朝,很少见到疾疫大范围流行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记录,就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君正臣贤,基本都能把疫情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,避免了死亡带来的恐慌——皇家医疗队就是百姓定心丸。

  二、赵其人及其救荒术

  说完汉唐救灾免疫,咱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宋神宗时期的赵忭身上——此公不但是清官,更是一位能臣。在《宋史·列传第七十五》中,三位名臣包拯居首,吴奎次之,赵第三,包拯被称为包龙图,其最高官职为枢密副使,赵忭则可以被称为赵龙图,最高官职为参知政事。

  《宋史》记载,赵忭“长厚清修,人不见其喜愠。平生不治赀业,不畜声伎,嫁兄弟之女十数、他孤女二十余人,施德茕贫,盖不可胜数。”

  据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记载,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天,吴越之地发生了大旱灾。同年九月,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。

  赵下车伊始,马上展开全面调研:“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,民能自食者有几,当廪于官者几人,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,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,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,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。”

  赵的调研可不仅仅是只要统计数字,而是对属下官员的一次考核问政,凡是不能及时汇报属地情况的官员,一律拿下治罪(参劾)——免职是最轻的,严重一点的就要关进监狱等候朝廷发落。

  除了严查不作为官员,赵还广泛募捐:“敛富人所输,及僧道士食之羡者,得粟四万八千余石,佐其费。忧其众相蹂也,使受粟者男女异日,而人受二日之食。”

  为了避免大规模聚集和流动(忧其流亡也),赵忭还规定: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,使各以便受之,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。 为病坊,处疾病之无归者。凡死者,使在处随收瘗之。

  这段话翻译过来,就是让灾民到指定场所领取救济物资,要是随便溜掉,那么对不起,你什么也拿不到。

  除了用物资限制人口流动,赵还专门开设了隔离医院,让医生和懂医术的僧人专门负责照顾感染疾疫的百姓——当时的僧人还不像后来那么贪财,也跟医生一样以治病救人为己任,而且颇有舍己为人的慈悲之心。

  赵的一系列举措,取得了显著成效:公于此时,蚤(早)夜惫心力不少懈,事细巨必躬亲。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。民不幸罹旱疫,得免于转死;虽死得无失敛埋,皆公力也。是时旱疫被吴越,民饥馑疾疠,死者殆半,灾未有巨于此也。天子东向忧劳,州县推布上恩,人人尽其力。公所拊循,民尤以为得其依归。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,委曲纤悉,无不备者。其施虽在越,其仁足以示天下;其事虽行于一时,其法足以传后。

  三、赵救荒术的历史意义与可借鉴之经验

  盖灾沴之行,治世不能使之无,而能为之备。民病而后图之,与夫先事而为计者,则有间矣;不习而有为,与夫素得之者,则有间矣。

 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即使是君正臣贤的太平盛世,也难以避免疾疫侵袭。既然不能避免,那就要进行有效防控。等到疾疫流行再进行救治,远不如做好充分防范预案:事后诸葛亮不如事前诸葛亮,那些没有准备临场抓瞎的,远不如胸有成竹事先有准备并有专业知识的。

  赵的救荒术,我们可以总结为三点:第一、隔离制度,建设专门的隔离医院;第二、用充足的物资保障,避免人口流动造成疫病传播蔓延;第三、事前掌握疾疫真实情况,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治方案,并且用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处罚,避免下属官员的不作为、乱作为。

  我们遍观二十四史,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那就是很少见到有人趁疾疫贪赃的官员和敛财的***商。

  这其实很好理解,因为历朝历代都有规定:趁火打劫,罪加一等。有时候连罪加一等的审判都无暇进行,直接就杀掉了事:趁火打劫的,直接扔进火堆。

  从赵救灾治疫中,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:虽然疾疫会造成一定的恐慌,百姓也有逃离疫区的想法,但是有赵忭这样的清官能臣坐镇,再加上充足的物资保障,老百姓的心也是可以逐渐安定下来的。

  赵之所以能稳定疫区民心,就是因为他做了充足的物资准备: 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,给其食而任以事(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)。告富人无得闭粜,又为之官粟,得五万二千余石,平其价予民(在调动国家资源的同时,又严令禁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)。

  赵忭的隔离与赈济政策,到清朝还在一直沿用,比如清宣统二年十二月的东三省鼠疫盛行,就由外务部、民政部、邮传部每天开联席会,命令巡警总厅悬赏动员老百姓捕鼠,“晓瑜居民注意卫生,加雇清道夫(清洁工,不是鱼),严行清洁。”

  当时还下了死命令严禁疫区百姓流动:“督饬内外城官办医院,添置防疫药品器具,以资应用,凡疾病发生之地禁止出入,违者杀无赦。”

  二十四史可以作证,古代疾疫流行的次数不下千百,但是历朝历代都会采取严格的防治措施,没有哪一个朝代是因为疾疫流行而灭亡的。

  如果把疾疫看做天灾,那么我们就可以说“没有不可战胜的天灾”,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。明正德十二年进士、嘉靖朝大理寺丞、广东按察司佥事、知钦州林希元在给嘉靖皇帝的奏疏中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,我们就以林希元的奏疏作为本文的结尾:

  时际凶荒,民多疾疫。老百姓在疾疫面前,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,这就需要朝廷进行有效赈济,需要各级官吏认真负责,进行有效督导,避免朝廷“发银买药”,却便宜了贪官污吏和***商,“督察无方,徒资冒破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