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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朝时期发生的一场瘟疫结局如何?

2020-02-07 00:00 发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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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 2013 年上映的电影《大明劫》,在此时此刻再看一遍,颇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:

 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

  一个体制外的江湖游医

  一位临危受命的领导

  还有

  瞒报死亡人数的中层干部

  避责驱逐医生的地方官

  死守教科书的权威专家

  大发国难财的士绅

  ……

  六年前看这个片子,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故事。

  六年后再看这个片子,

  发现这里并没有那些非黑即白的俗套情节,

  每个人都是聪明人,每个角色都拼尽全力活着,

  一群聪明人到底能不能治好一场瘟疫?

  一、 信心满满的大臣

  电影开头就交代了一个敏感的时间背景,崇祯十五年。

 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势如破竹,席卷了华北数省,正围困开封城。

  崇祯皇帝紧急从牢房里起复孙传庭,让他临危受命去剿灭农民军,问他需要多少人马。

  孙传庭说,“五千精兵足矣。”

  这话把崇祯都吓了一跳,大明朝廷几十年未能荡平的农民军,你孙传庭 5000 兵马就够了?

  孙传庭也不是信口开河。崇祯九年(1636年),他出任陕西巡抚组建秦军,伏杀闯王高迎祥,平定河南农民起义。崇祯十一年,更是差点荡平李自成,逼得李自成 18 骑侥幸逃离,这煌煌战绩也是崇祯帝这个时候用他的原因。

  孙传庭以往有这样漂亮的战绩,自然不把李自成的农民军放在**。

  信心满满,5000 兵马足够了!

  但他不知道的是时移世易,这 5000 兵马已经是大明朝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,而当年的手下败将李自成可不是昔日的李自成了。

  孙传庭一开始就对他要面对的局势缺乏足够的判断,特别是他没有预料到会撞上“黑天鹅”:瘟疫。

  二、被驱逐的良医

  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吴又可,一名体制外的游医。

  他本来在太医院做官,也是大明朝医疗卫生行业认可的专家学者,受不了体制内的尔虞我诈,才回归到民间捡起本行。

  吴又可出场就遇到了一个医闹事件,行医用药大胆,不循常规,差点被病人家属栽赃“医疗事故”。

  这个地方官并不是个糊涂官,他能审问出医闹方偷换了药方才导致人命。

  但他还是选择了驱逐吴又可,因为吴又可行医用药过于大胆,容易引起是非。

  地方官不愿意惹事,干脆把一个艺术精湛的体制外医生驱逐辖境。

  所以,一个僵化保守的体制不害怕“庸医害人”,因为害人的庸医是明摆着的,按照大明律例判决就行了,地方官做决策的风险不大;他么更怕吴又可这样不循常规的医生,因为吴又可带来的“不确定性”风险,既有可能害人,也有可能治人,给地方官的决策增添了许多“不确定性”,要自己担责任。

  所以,面对吴又可这样的医生,最好的处理办法不是等出了事之后再考虑支持他还是打击他,而是把他赶走,压根不给他制造“不确定性”的机会。

  这也是一种地方官的智慧。

  三、精明的指挥使

  这是电影里最让人惊喜的一个角色,指挥使任琦。

  指挥使的具体执掌可以忽略,在故事的设定中他是军营里孙传庭手下的一个中层干部。这个中层干部可着实是个关键角色:

  孙传庭的指示要任指挥使去落实;

  基层的情况要任指挥使向孙传庭汇报;

  地方上的豪强势力长期与任指挥使交往;

  遇到难题任指挥使要向领导提出意见建议

  ……

  任指挥使可不是一个无能猥琐的小喽啰,作为一名中层干部,他的能力是明摆着的。

  在军中有人暴病而亡的时候,属下汇报可能是水土不服死的。任指挥使可不是好糊弄的,当场骂娘,“净是屁话,哪有水土不服那么快死人的 !”

  来看病的赵提领倒是不怎么在意,还是强调暴病而亡的人是“偶发时疾”,不要紧的。

  任指挥使收到赵提领作为医疗专家的鉴定后,处理的几个意见显示出一个老道官员的素养。他先是向赵提领强调,“眼下战事就在眼前,不敢大意”,让医疗专家保持警惕;然后让手下把病死之人快点抬出去埋了,并多给些抚恤,以免动摇军心。

  从哪里看,任指挥使都是一个精明强干、顾全大局的好官。

  孙传庭在检校军队的时候,发现有兵士病倒了,询问怎么回事,一旁的任指挥使回了三句话:“四时不正,气候无常,他们前两天就病了,已经找了大夫治疗。”

  这本来是大领导孙传庭第一次接触到疫情,但任指挥使滴水不漏的回答,既如实说明了情况,也根据医疗专家赵提领的意思说了发病原因,还强调了自己已经找了医生看过,采取了救治措施,孙传庭一听,没毛病!

  任指挥使处理得很得当。

  但正是这个看起来精明干练、值得倚重的中层干部,成了一块绊脚石。

  四、学术之争

  显然忽视疫情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  医疗专家赵提领的话不顶用,疫情开始在军营内传染起来。

  刚好吴又可被之前的地方官驱逐,不得已来投奔自己的师父赵提领,两个人一起到了军营里诊治。

  问题来了,师徒两个人看病后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,而且是路线之争。

  师父觉得是普通的风寒感冒,吴又可推测是瘟疫,因为吸入了“邪气”。

  “邪气”八成就是现代医学的病毒,可明朝的人哪懂得病毒啊。赵提领质问,你说这个“邪气”没有科学证据啊,就是自己在那里瞎猜。医学是一项神圣而严谨的工作,哪里容得你在这里靠推测来诊治。

  想想也是,老专家赵提领的话没毛病,如果你现在去医院看病,一个年轻的大夫说你这个病不能按教科书教的来治疗,得靠我自己摸索的方法来试试,不收到投诉才怪!

  老专家的意思是《伤寒论》是个历经千年的经典,权威性不容置疑。大家按照经典教科书上教的来诊断,不会有错。退一步说,如果是教科书错了,那么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。

  一旁的任指挥使可不管两个人的学术争执。领导找专家是来要明确的意见的,不是挺专家们开学术会议的,学术上的争执必须得放一放,专家组必须得拿出个统一的意见。

  显然这个时代大家更相信老专家的,他地位更高,经验更丰富,更不容得质疑,吴又可的意见被压了下来。

  吴又可持保留意见,老专家一怒,接下来的诊治,吴医生就不用参与了。

  五、瞒报的分寸

  “督师几天脾气甚大,死亡人数瞒着未报。如果再治不好,就瞒不住了。”

  你看,面对突发疫情,官员们的思维是先瞒着不报,自己想办法控制局势,真的等到疫情扩大到没招了,才上报。

  于是,就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。

  没过几天,军营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,赵院长的治疗方法并未见效。官员怒了,你这办法不行啊!

  结果赵院长还拼命解释,我这都是祖宗传下里的经典方子,教科书里就是这么写的。

  作为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救护人员,赵院长也不出意外染上疾病死了。

  六、孙传庭的手腕

  孙传庭5000 精兵剿灭农民军的豪言有些夸大其词不假。

  可孙传庭确实是个有本事的朝廷大员。

  真正能展现他手腕的,还是虎口里拔牙,在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的情况下,自己解决了军队的粮饷问题。

  打仗讲究的是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”,充足的粮草供应是打仗胜败的关键。

  孙传庭到了陕西之后才发现,自己之前的预估过于乐观了。他手底下这支 5000 人的精锐部队武器缺少弹药、人员缺少补给、存粮都是泥沙、银子根本不够,根本没法形成战斗力。

  到了明朝末年,随着万历年间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,朝廷的赋税结构高度依赖于白银,说白了,所有财政问题归根到底都是钱的问题。孙传庭面对的问题也可以规约成一个,哪来的钱粮供养自己的部队?

  第一招,向朝廷要钱。毕竟这是大明朝的军队,他是在替崇祯卖命去收拾李自成的农民军,但崇祯皇帝不是这样想的。你孙传庭当初不是拍胸脯保证过 5000 精兵就可以荡平闯贼了,怎么现在出尔反尔,要钱要粮?

  开封的安危关系到北京城的安危,孙传庭的任务是去解开封之围的,现在驻守陕西要钱要粮要操练兵将,是不是找借口不去救援开封?这次答应了你划拨钱粮,会不会纵容你继续哭爹喊娘讲条件呢?

  看看,崇祯皇帝在跟孙传庭扯皮,崇祯皇帝内心深处是不信任孙传庭的。

  问朝廷要钱要粮,没门。

  第二招向地方士绅募饷。在饭局中,孙传庭话说得明白,如果潼关保不住,你们的妻儿财产也都保不住,军饷所缺 10 万两白银要靠大家捐助。估计士绅们这场面也见识多了,一面说着毁家纾难的漂亮话,一面向领导报告自己的困难,再咬咬牙捐个百十两银子,这事就算糊弄过去了。

  这些虽然只是地方上的士绅,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孙传庭,他们上面有人照顾,要强行从他们那里“募饷”,他们会动用朝廷的关系。

  大家最好相互给面子。

  没想到,孙传庭是个狠人。这些招对付一些县官或许管用,但孙传庭是从地方干起来的封疆大吏,有办法通过官府的法子对付这些不肯吐钱的地方实力派人物。

  这一招的关键就是清丈田亩,让士绅补税。类似于现在倒查民营企业有没有侵吞国有资产,有没有偷税漏税。让你们主动捐款来帮助政府你们不干,那就查查你们的老底,公事公办。

  而这些士绅也果然有“原罪”,大家用各种办法阻拦去清丈的官员,好不容易清丈了一些人的家产登记造册,准备以此来让士绅补缴历年所欠的赋税。没想到,他们买通了任指挥使,一把火烧掉了登记造册的记录本。

  士绅的家底都不清楚,营业额、流水、固定资产这些关键数字都没有,官府连个征税的依据都没了,这税还怎么收?

  七、 发国难财的人

  就是在这种国破家亡的生死存亡时刻,依然有一心想着发国难财的人。

  明朝有个很大的问题,士绅想着逃避赋税。

  逃避赋税最好的方式是利用政府的政策漏洞,给自己不缴税找合法理由。

  孙传庭为了安抚军心,给了受灾病死的人户发了优待政策,

  “病死军户视同阵亡,所欠赋税一律免除”

  要知道陕西的李自成之所以闹起义,就是因为明末加征“三饷”,农民的赋税负担过于沉重。

  孙传庭的这个政策,就给了官员和士绅操作的空间。

  谁是病死军户?还得是有人来认定。

  于是,就被这些懂得政策的官员,来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谋。

  将乱坟岗埋葬的无主人户,穿上军队的衣服,被认定为为军户。

  本来当地的士绅想想就知道会逃避官府的赋役,现在把这些病死的军户算到当地士绅的头上,就成了这些士绅合理逃避赋役的机会。

  孙传庭本来作为大领导本来是给因病去世的军户的好政策,反过来成了庇护地方士绅不交税的武器,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。

  这些士绅哪里会想什么国难当头,要齐心协力共渡难关?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保全自己的利益,想尽办法钻政策的空子,不惜发国难财。

  这下彻底激怒了孙传庭,把 47 个士绅全部杀掉,家产充作军饷,这才算解决了 10 万两白银的缺口。

  八、 医生尤其需要充分信任

  孙传庭对士绅的狠招,解决了军费的缺口,接下来就是要解决“黑天鹅”瘟疫了。

  他再次显示了一个领导人的艺术和魄力。

  他不仅亲自上门做通了吴又可的思想工作,在得到吴又可承诺与瘟疫一搏的时候,孙传庭作为大领导,能够全力支持他的工作,答应中途不得更换医生,放手让他去治。

  连吴又可自己都感叹,自己医术有悖于常理,多谢孙传庭的信任。

  孙传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,“乱世难为,我能信你,可谁又能信我呢?”

  九、 吴又可的瘟疫防治方法

  这部电影一个隐藏的主线是讲吴又可的传染病学著作《瘟疫论》如何诞生。

  吴又可在医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,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,他强调温疫非风非寒,非暑非湿,非六淫之邪外侵,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“疠气”,与伤寒病绝然不同。不论从病因、病机到诊断、治疗均有区别,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,为传染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  电影中也展示了吴又可的防控疫病的措施。

  比如,要把患病者隔离,进行集中诊治;

  把病死者进行焚烧,防止病毒聚集;

  在军营里提倡带“面纱”,其实就是简易的口罩;

  防止日常接触传染;

  保持空气流通……

  这些防治传染病的基本措施,今天依然在沿用。

  十、 结局

  吴又可成功了。他的方法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扩散,一些患病的士兵在药物治疗下也渐渐好转,证明了吴又可这套治疗瘟疫的方法是成功的。从学术上来看,吴又可取得重大突破,可以名垂青史。

  孙传庭也成功了,他在潼关整肃军队,通过杀土豪劣绅的方式筹措了军饷,同时也用对了吴又可这个关键人物,控制住了疫情,稳定住了军心,为出关进攻李自成的农民军,解决开封铺平了道路。

  大明朝似乎也成功了,孙传庭被证明是一个有能力、有本事的统帅,在重重困难与阻力中,不仅没让朝廷划拨费心粮饷问题,还解决了连朝廷都束手无策的瘟疫问题,顺利按照崇祯皇帝的指示精神,出潼关救援开封。

  但所有人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,孙传庭失败了,大明朝亡了,就连吴又可的疫情防控也失败了。

 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曹树基教授的研究,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,吴又可能控制得住鼠疫在孙传庭军队的蔓延,却控制不住大明疆域内扩散的疫情。

  所以,1644年3月,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时,北京内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,瘟疫中的守城明军“鸠形鹄面,充数而已”。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,约20万北京人殒命,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/5到1/4……

  崇祯皇帝死前一肚子委屈,吾非亡国之君啊!

  崇祯非亡国之君,孙传庭非亡国之臣,吴又可非亡国之医,可大明怎么就亡了?

  其实,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人,总想着计算自己利益得失,人人都是聪明人。

  社会并不是一个个螺丝钉搭起来的,社会是一个休戚相关、荣辱与共的有机体。

  在防治疫情时,以今时今日的医疗条件、科研水平、组织能力、群众支持度、社会管理水平来论,都比古代强得太多太多了。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,解决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时,最需要的不是太多自以为是的聪明人,恰恰需要一些不那么“聪明的”人,一些敢于逆风而行的人,一些敢于勇挑重担的人,一些敢于讲出事实真相的人。

  如果官员都能少想一些位子面子,多想一些百姓的疾苦;

  如果商人都能少想一点发国难财,多一些为国为民的情怀;

  如果医学权威都能够少一点教条,多一些救死扶伤的魄力……

  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抵御瘟疫的战役中,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!